翻譯理論研究不能忘了“根本”
翻譯,是文化交流的橋梁。北京英信翻譯公司得知10月11—12日,第二屆兩岸西方翻譯理論再思/批判暨“翻譯中國”學術研討會在天津舉行。此次研討會由天津外國語大學、臺灣政治大學和澳大利亞《翻譯中國》雜志社主辦,主題為“翻譯批評”和“翻譯中國”。學者研討如何理性對待紛紜復雜的西方翻譯理論,在中西對話中重新審視和探討中國翻譯理論。
(1)以淡定心態面對西方翻譯理論
近年來,我國學者已不再盲目崇拜西方理論,對于西方翻譯理論的譯介、借鑒,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,同時對于長期被忽視的中國翻譯理論也開始有了新的認識與發掘。
外國語大學副校長王銘玉認為,目前,中西翻譯理論之間存在著話語不對稱,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引進西方翻譯理論,卻忽視了中國的翻譯理論;梳理西方翻譯理論固然意義重大,但更重要的是考慮中國的翻譯理論,梳理有哪些流派和思想,哪些部分可以與西方翻譯理論切磋對話、和諧共處。
他還表示,今天,需要以淡定心態面對西方翻譯理論。“再思”首先是要繼續學習,不忽視其可取之處,西方翻譯理論的精華部分可作為“枝葉”被吸收入中國翻譯理論的構建之中;“批判”意味著分析,意味著對西方翻譯理論的理性認識。尤其重要的是,翻譯理論的研究需要“不忘記祖先”,因為這是“根本”。
(2)避免“翻譯暴力”現象
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陳大亮表示,中國傳統翻譯理論的哲學基礎是什么,這一問題至今尚無答案。他認為,中國傳統哲學為“境界哲學”,境界哲學與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具有內在淵源關系。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翻譯理論,要從境界哲學入手,深入研究中國傳統翻譯理論的性質特點、理論形態、范疇體系等,從而將其推陳出新、發揚光大。
近年來,我國學術界引進了大量西方翻譯理論,極大地拓展了視野,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翻譯理論研究。不過,一些誤讀誤譯給借鑒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,值得引起廣泛重視。外國語學院教授曹明倫談到,在我國引介和借鑒西方翻譯理論的過程中,一直存在著誤讀誤譯西方翻譯學者觀點的問題,在翻譯研究中誤譯炮制出許多無中生有的概念,從而使人誤以為西方翻譯理論晦澀難懂,如廣為流行的“翻譯暴力”、“文本之外別無他物”等都是誤讀的產物,“翻譯暴力”實為“對原義的故意改動”,“文本之外別無他物”則是“文本之外并無插圖”。他提出,“翻譯研究也需要翻譯”值得深思,研究國外翻譯理論需要正確的理解,同樣引介和借鑒其翻譯理論也需要正確的翻譯。
(3)尋求中國話語的世界表達
“翻譯中國”,意味著中國文學、文化、文明重要成果的“走出去”;在實施文化“走出去”戰略的進程中,學者和翻譯家當為尋求中國話語的世界表達貢獻應有的力量。
近年來,隨著文化“走出去”戰略的實施,文學翻譯作為文化傳播的手段之一,其作用日益受到重視;漢學家在中國文學翻譯中的作用和地位越發凸顯。北京外國語大學學報編輯部副編審鄭敏宇稱,漢學家翻譯研究是一個方興未艾的研究領域。目前,對從事中國文學翻譯的英美漢學家的翻譯行為和認知策略進行探討,深入揭示和客觀評價他們在跨語言、跨文化活動中的認知狀態、認知方式、認知視角等,對促進文化交流的反省和對話,促進我國文學翻譯隊伍的培養,乃至對外文化傳播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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